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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当卡罗琳·卡比鲁在学校学习性知识的时候，她发现教科书中相关的几页被粘在了一起，老师也从未提过。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人们花大量时间思考性，但许多人对性却知之甚少。如今是位于内罗毕的非洲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专家的卡比鲁回忆说，2008年她的团队在肯尼亚开展了一项针对年轻人的调查。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女性最容易怀孕的时间是月经期间。
她推测，这一错误观念可能源于这样一种现象：当女孩第一次来月经时，很多肯尼亚父母会说，“你现在不能再和男孩玩了，否则会怀孕”。
关于低收入国家、男性以及50岁以上人群的数据非常稀缺。这是重大的缺口。
全球有三股力量阻碍性知识的传播。
一是羞耻感——许多成年人就像卡比鲁的生物老师一样，觉得这个话题令人尴尬。
另一个问题是，错误信息常常淹没正确信息。很多青少年从在线色情片中获得观念，而这些片子对现实性生活的指导价值，就像詹姆斯·邦德的电影对英国公务员日常工作的指导一样荒谬。
英国性教育慈善机构Brook的丽贝卡·坎特引用一名青少年的话说，这名男孩一本正经地表示，他还没准备好和女友发生性关系，因为他“还没准备好掐她脖子”。他以为这是必须的。
第三个问题是，许多数据从来没有被收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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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利安·贡萨尔维斯指出，有三个“盲区”：非富裕国家、男性和50岁以上人群。与富裕国家相比，贫穷国家在性行为调查方面的投入较少，因此我们对这些国家知之甚少。中国和俄罗斯同样是信息黑洞。
而我们对男性和老年人的了解较少，是因为大多数大型调查都把重点放在可能怀孕的人群上。
这是巨大的缺失。更糟的是，一些政府态度保守，对这类话题不愿深入探究。一些人在被问及性行为时也不会如实回答。
在一些国家，同性性行为仍属违法，这让相关问题都难以提出。
早期的性研究往往质量低劣。1948年，阿尔弗雷德·金赛的《男性性行为》在美国引起轰动，但由于调查样本非随机，这部作品的数据极不准确。
全球来看，艾滋病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推动了更严谨的研究。英国备受好评的国家性行为调查（NATSAL）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伦敦大学学院的索阿齐格·克利夫顿表示，如果没有艾滋病，这项调查可能根本不会启动。科学家和理性政治人物很快就意识到，进行这类研究对于预测这种当时几乎致死率100%的疾病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最广泛、可靠的数据来源，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的“人口与健康调查”（DHS），在90个国家开展，聚焦15至49岁女性。这些调查通常只问一些可能导致感染或怀孕的行为（即“病菌与婴儿”），并未涉及愉悦感、同意与否或性发生的背景。
理解性，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问题。来自美国、印度等地的证据显示，情感或身体上的亲密关系问题，是离婚中20%至50%的原因，而离婚通常让孩子更难过，家庭也更贫困。
如果更准确的信息能带来更好的性生活，这样的改变代价极低，却能大大提升人类幸福。难怪性研究人员对自己的职业充满热情。
一些研究人员正在尝试从基础调查中推导出更多信息。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艾玛·斯雷梅克与合作者分析了DHS的数据，估算出47个发展中国家中，人们在50岁之前可能拥有的性伴侣数量。
差异巨大。一名50岁的刚果男性平均有20个性伴侣，而印度男性只有9个。各大洲内部差异同样显著。
尼日尔男性的伴侣数只有刚果同龄人的八分之一。这是因为他们大多生活在保守的小村庄里，必须穿越沙漠才能到达有夜生活的城市吗？
没人知道。
在所有地区，女性报告的伴侣数都少于男性。听起来这在数学上不太可能，但调查往往遗漏性工作者，女性也经常低报。
女性一生的平均性伴侣数量，柬埔寨是1.2个，在加蓬是9个；男性则从尼日尔的2.4个到加蓬的21个不等。有些国家符合“男性越富有越多伴侣”的刻板印象，但在印度和马达加斯加，恰好相反。较贫困男性伴侣更多，可能是因为他们常常离家外出打工，在外买春。
不过，这也只是推测。
同时拥有多个伴侣的可能性也各不相同。在尼日尔，已有伴侣的男性每年新增伴侣的概率是单身男性的60%；而在阿尔巴尼亚，这一比例仅为1%。这可能反映了尼日尔广泛存在的多配偶制，以及阿尔巴尼亚男性不愿承认出轨。
随着人们普遍寿命延长，他们并未放弃性生活。统计学家、著有《性的数据》的戴维·斯皮格霍尔特指出，55岁以上并不意味着“只能专注于园艺，还得小心别扭到腰穿袜子”。
性欲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但速度缓慢。相比过去几代人，老年人更容易离婚，也更有可能寻找新伴侣。但在多数国家，人们对老年人的性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现有的数据却显示差异巨大。一名有伴侣的英国女性在55至64岁间，过去一个月平均有两次性生活；而她在日本49岁的已婚同龄人，则一次也没有。为什么？
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的彼得·上田猜测，“可能是文化习惯不同”。
在西欧，无性生活的婚姻可能被视为关系出了问题。而在日本，“这算是被接受的，因为婚姻更像是一种交易”。更糟的是，超过70%的日本50岁以上已婚女性表示，她们和丈夫“从不谈论性欲”。
相比之下，在南非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地老年人精力充沛：大多数男性到80多岁还在过性生活。研究还指出，40岁以上男性中23%感染艾滋病毒，但很少有人使用安全套。
尽管如此，关于老年人艾滋病毒风险的信息仍然稀缺，研究者遗憾地表示，“针对他们的预防措施非常少”。
信息匮乏不仅是社会的问题，也是伴侣间的问题。许多情侣不愿意谈论性，这往往使性生活不仅缺乏愉悦，甚至变得令人难受，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即便男性有心体贴，他们也无法读心，不可能凭空知道伴侣的喜好；非语言暗示也无法替代坦诚沟通。
但如果性仍是羞耻的话题，要开口就更难了。看看孟加拉国，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国家。DHS调查收集了这里婚姻与避孕方面的数据，却不涉及愉悦与同意。
那么，孟加拉女性对性生活满意吗？她们是否容易向丈夫表达自己的想法？从零星的故事来看，几乎没有可能。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本地女权主义者表示：“孟加拉女性的性不满非常严重。很多人听说过高潮这个词，但从未体验过。如果我告诉我丈夫你这样做我不喜欢，他可能会受打击到无法再行房。”
性健康研究员普丽玛·阿拉姆指出，如果妻子提出新尝试，丈夫可能会愤怒地怀疑她不忠：“她怎么知道这种事？”
没人教会人们关注女性的愉悦，她感慨道。如果他们看过色情片，“他们看到的就是（男性）在做，而女性似乎在享受，尖叫等等，但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对吧？”
本地观念是，男人应该掌控一切，“我认为婚内强奸可能很普遍，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
要推动性研究，需要做些什么？或许，选民对信息的渴望会逐渐压过政治人物的保守。
非洲女性性经历记录书《非洲女性的性生活》的作者、博客“非洲女性卧室冒险记”的联合创始人娜娜·达科亚·塞基亚玛认为，人们对更多信息的需求其实已经积蓄很久。她听到“关于口交的讨论越来越多”，这表明“年轻男性意识到，对多数女性来说，单纯的阴道性交并不能带来足够愉悦”。
英国或许可以成为榜样。英国学校的性教育以事实为基础。依赖这类教育的青少年更少在16岁前发生第一次性行为，而且他们的第一次通常更愉快，伴侣双方都自愿并做好了防护。
NATSAL揭示，英国人的卧室问题仍然不少，但只有大约七分之一的活跃性行为者表示对性生活不满意。克利夫顿指出，那些能和伴侣坦诚交流性话题的人，更可能享受性生活。而年轻的英国人似乎擅长沟通：乐于尝试新事物，也愿意在伴侣不喜欢时及时停止。
口交曾一度是禁忌，妓女的收费比阴道性交还高，但现在已成为常见做法，尤其是在收入较高与年轻群体中。相比之下，肛交的情况不同。2010年，英国25至34岁的男性中约50%、女性中约40%尝试过肛交，但过去一年内再次尝试的比例不到一半。
斯皮格霍尔特博士认为，对很多人来说，这更像是“体验一次，不一定成为习惯。就像去布莱克浦游泳一样”。
如果研究更准确且广泛传播，人们会更清楚地了解他人的性生活方式。这有助于打破基于“你不该做x，因为这不正常”这种循环逻辑形成的禁忌。
达科亚·塞基亚玛说：“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会很有帮助。如果你知道很多伴侣有口交，那往往会让人感觉，这没什么，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围绕他人实践建立的开放文化，也会帮助情侣之间更容易谈论彼此真正的需求。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也希望填补全球性知识中的空白。他们花了四年时间设计出一项更详细的调查，名为SHAPE。例如，它会问到同意的程度：“你上次性生活时，是自己想要的？还是只是顺从？或者是被强迫或恐惧中发生的？”
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SHAPE调查。但到目前为止，资金仍未落实。对多数政府来说，这并非优先事项。
许多保守派甚至不愿资助可能揭露“不受欢迎事实”的研究，例如：有些同胞是同性恋。
一些国家走得更远。2024年，加纳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等待总统签署，禁止在社交媒体上“宣传”任何“非自然”性行为。这将使达科亚·塞基亚玛的开明博客变成非法。
她回忆说，自己嫁给了第一个发生性关系的男人，“因为我觉得那是必须做的”。直到离婚之后，她才真正认识了自己在性方面的需求。现在已步入40多岁，她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或任何年轻女孩重蹈她的覆辙。要避免这种情况，她们需要听到关于性的坦率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