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作者阿里尔·普罗卡恰是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我在哈佛教计算机科学。过去，哈佛在衡量全球大学研究产出的莱顿排名中一直稳居第一。但最近，哈佛跌到了令人沮丧的第三位，而前十名中有八所大学来自中国。
哈佛在《自然》指数和学术表现大学排名中仍然排名第一，但这些排名的前列也越来越多被中国高校占据。
值得注意的是，唯一仍然对美国大学评价较高的，是一个中国主导的排名。
有观察者近日对《纽约时报》表示，这说明“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的主导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正出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诚然，中国高校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步，一些学校确实拥有出色的研究与教学中心，但远没有排名所显示的那么强大。
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许多中国高校是“纸老虎”：虽然论文产出惊人，但这些论文的质量常常令人质疑。
在真正重要的竞赛，吸引世界最杰出人才时，美国大学仍将领先，除非我们的联邦政府继续削弱对顶级科研的支持。
排名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可以用“古德哈特定律”来解释：当一个衡量指标变成了目标，就不再是一个好的衡量标准。这就像试图用冰敷体温计来治发烧——你把仪器冷却了，但病人仍在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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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提升大学全球排名设为国家战略目标，结果是在制度层面制造出一种只注重“看起来像优秀”的激励机制，而不是构建健康的科研环境。
过去，中国高校普遍实行“论文奖励金”制度，以提高本校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上的发文占比。发表在越高等级期刊上的论文，奖励越多。
有分析显示，2016年在《自然》或《科学》上发表一篇论文，平均可获4.3万美元奖金，有高校甚至提供高达16.5万美元的单篇奖励。
显然，美国学者同样有发表论文的动力，尤其是在争取终身教职的过程中。但即使是适度的金钱激励，也会诱发粗制滥造甚至造假，这正是为何美国普遍反对类似做法。
2020年，中国政府发布新规，禁止论文金，提倡“重质不重量”。但过度的“发文压力”仍然存在，学术诚信的问题也依然严重。
一项2024年的研究中，一位中国研究员称科研考核要求“非人道”——高强度又不切实际，以至于“几乎让学术不端成为必需”。
这样的环境催生了“论文工厂”，大规模贩售伪造或抄袭论文的产业链，其中一些甚至敢在中国医院走廊发名片招揽客户。
论文撤稿率也是衡量学术诚信的一个指标。一项评估发现，中国撤稿率超过美国7倍，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
问题不仅在于大学如何对待排名，还在于这些排名本身的构建方式。不同指标的组合可以得出几乎任何想要的结论。
比如，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设有十多个指标，过去十年，这个排名每年都得出同一结论：牛津大学第一。
一个更实质性的评估方式，是看“谁在聘用谁的博士毕业生做教授？”
毕竟，聘任一名教职人员是对其学术训练机构的长期信任投资。按这个标准，美国高校依然明显领先中国。
以我所在的计算机科学领域为例。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被认为是中国最顶尖的计算机科学项目之一。我统计过，那里的33位教授中，至少有26人博士毕业于美国大学。北大前沿计算研究中心的14位教授中，也至少有8人拥有美国博士学位。
相比之下，在美国顶级计算机系中，很少能见到拥有中国博士学历的教授。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学术优势无法被挑战或削弱。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近年来的一些做法，已经开始侵蚀我们长久以来在全球招才引智上的优势。移民政策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去年秋季学期赴美国际学生人数下降19%的原因之一。当前针对伊朗的旅行限制尤其令人担忧，这个国家长期是美国理工类研究生中的关键人才来源。
同时，联邦对大学科研资助的削减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哈佛大学正是典型例子——哪怕是最强大的象牙塔，也难以承受长期的压力：过去一年里，哈佛基本冻结了教职招聘，并大幅削减了理科博士项目的招生规模。
归根结底，美国大学全球地位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北京，而是华盛顿。真正的风险不是我们在某个“空洞的排名”中排第几，而是那些曾推动国家创新与繁荣的大学，是否还能维持其真正的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