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日经亚洲，作者威廉·佩塞克是常驻东京的获奖记者、《日本化：世界从日本失落的几十年中能学到什么》一书的作者。
日本会不会像1999年那样再度狂欢（套用歌手Prince的歌词），这一年再次成为新闻焦点，是因为长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回到了26年来的最高水平。
早在1999年，日本央行成为首个将利率降至零的主要货币当局。25年过去了，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几乎仍在同一水平，目前仅为0.5%。
但长期国债收益率重现1999年的走势，对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是个危险信号。上个月末，20年期国债收益率跃升至2.695%，市场担心东京政坛风向转变，可能推动减税或增加政府支出，从而加剧财政赤字。
随着首相石破茂辞职，日本本已巨额的债务负担可能将进一步扩大。石破执政时间刚满11个月，不仅未能赢得选民的共鸣，也缺乏改革魄力和立法雄心。
不过，他是几十年来最为注重财政纪律的自民党领导人之一。当然，这个标准并不高。但石破的确避免了巨额“猪肉式”（Pork-barre，美国政治术语，指“为特定地区争取不必要的拨款或工程项目，以赢得选民支持，中文通常翻译为利益输送）刺激计划，这类项目往往增加国债，却难以带来可持续增长。
他也坚定反对减税，尽管措辞并不优雅。比如他在5月曾直言：“我国的财政状况无疑极其糟糕，比希腊还差。”
综合来看，东京并不是2011年的雅典。至少，日本以本国货币发行国债，而且约90%的债务由国内持有。不过，石破的担忧并非毫无依据——日本公共债务与人口结构之间存在严重失衡。
目前，日本的债务占GDP比例约为260%。如果人口没有持续减少、高龄化加剧，或者出生率没有大幅下滑，这个比例或许看起来还好点。
2024年，日本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70万，创下百年来最低记录。比2023年减少5.7%。这个数字凸显出自民党所说的“人口的无声紧急状态”——而这一问题对经济与国家安全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劳动人口萎缩，加上日本在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生产率仅排第29，对潜在增长极为不利。与此同时，不断上升的债务利息支出，也限制了自民党加强军备、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潜在威胁的意图。
债务利息大涨，让东京越来越难以顺利发行国债。自5月中旬以来，几次20年期和40年期国债拍卖需求疲软，使日本频频因不利原因登上国际头条，也将收益率推至1999年以来的高点。
随着石破继任者的呼声升高，这种趋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目前被认为是热门人选的包括小泉进次郎和高市早苗。44岁的小泉是石破政府的农业大臣，政治世家出身，象征着世代交替。64岁的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则可能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
人们普遍认为，小泉作为温和派，可能会延续其父小泉纯一郎（2001至2006年首相）以及安倍晋三（2012至2020年首相）所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高市作为保守派，是“安倍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主张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欧亚集团分析师大卫·博林指出：“投资者将密切关注高市的选情，因为她曾公开批评日本央行的加息计划，并支持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
不过，对民族主义者高市来说，经济事务似乎并非首要考虑。她长期参拜靖国神社，致力于修改和平宪法。由她领导的自民党，可能不会将简政放权、放松劳动市场、推动创业公司发展、加强公司治理或赋权女性作为优先事项。
自民党计划于10月4日举行党内选举。其他被提及的可能人选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林鹰之、以及前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
但这些人选之所以被提名，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某种“延续”。而日本当前最不需要的，正是延续。尤其是在特朗普的贸易战扰乱亚洲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之际。
更何况，尽管中国正面临金融难题，但却在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从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到人工智能领域的变革者DeepSeek。
自1999年以来，日本历届政府都太过保守，始终将低利率与日元贬值置于结构性改革之上。这些政府来来去去，却几乎毫无建树。即便是被认为“最具变革”的小泉纯一郎与安倍晋三，也未能遏制以债养增的刺激政策竞赛。
而现在，连同全球利率上升潮，这一政策正在推动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
这一切并非孤立发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其他举措正在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欧洲则再次走向危机边缘。交易者正在押注法国或英国是否可能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甚至有人猜测德国国债收益率或将超过意大利。
在所有面临财政风险考验的经济体中，日本当之无愧地位居前列。此时贸然放松财政政策，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在全球债券市场“警戒者”从纽约蔓延到巴黎、伦敦的当下，东京必须格外谨慎。
要摆脱1999年（开始的失落失代），日本需要的是重振经济活力的大胆举措，而不是进一步加剧债务危机的新一轮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