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作者亚伦·扎莫斯特是一位科技传播顾问，曾任 Square 的传播、政策和人事主管。
Photo by
Yuxi Dong on
Unsplash
在明尼阿波利斯，亚历克斯·普雷蒂被联邦特工当街枪杀数小时后，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与特朗普、梅拉尼娅及其他名流一同出现在白宫，参加一部关于第一夫人的纪录片放映活动。
苹果员工在内部Slack频道中表达愤怒，硅谷其他科技公司的员工也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在全美部署联邦执法人员的行为。Palantir员工就公司与移民执法合作提出大量内部投诉。在Meta，一些资深员工正在考虑离职，表示公司现在由一位他们“不再认同”的MAGA倾向领导者掌控。
但总体而言，对他们领导层是否回应明尼阿波利斯局势的态度，科技员工多表现出疲惫与冷漠。在成千上万员工被裁、陷入日益不稳定的就业市场之际，许多科技从业者已对改变这个行业的希望感到无能为力，尽管他们曾被大力灌输类似的信念。
为海外华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与分析，更多内容和全文可在蓝天、电报、x查找causmoney，或直接谷歌搜索caus.com
外界对硅谷明显右转的解释有很多种：科技领导者试图纠正过度宽容的管理风格，特朗普政府以关键监管让步换取忠诚，连任成功也重新塑造了国家氛围并重塑科技界价值观。
但这些解释都太方便，也都不准确。作为在大型科技公司和创业公司工作二十年的业内人士，我可以告诉你，真实原因其实更普通：硅谷的首席执行官们一直是出于经济利益而非意识形态驱动。
正如迈克尔·柯里昂所说，这不是私人恩怨——纯属生意。
科技行业经历的是一场市场修正，而非文化变革。权力从劳动者重新转向管理层。把这视为一种“氛围转变”，只会抬高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忽视真正的核心问题：误将商业动因当作价值观，才是危险所在。
“觉醒公司”本就不成立——将商业策略与政治信仰混为一谈，不仅扭曲了我们对科技行业的理解，也误导了我们对美国企业权力的认知。
硅谷运作的本质是：大型科技公司与创业公司之间为争夺最优秀员工（尤其是产品和工程人才）展开激烈竞争。当公司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紧张时，招到顶尖人才就是生死攸关的事。
而这些人才大多来自政治倾向偏民主党的圈层：公开数据表明科技员工普遍倾向民主党。
2010年代末到2020年代初，是硅谷人才争夺战的高峰期。Meta在2022年员工总数几乎翻倍，达到8.6万人；亚马逊仅2020年一年就新增40万员工。在公司频繁互挖对方人才的背景下，科技员工拥有无限选择，也掌握全部谈判筹码。
于是当丰厚的薪资福利不足以吸引人才时，公司就开始贩卖“归属感”。许多企业意识到，鼓励员工带着自身的视角与热情工作，可以增强忠诚度和敬业精神，从而达成更高的业务目标：提高录用率、减少离职率、加速增长。
当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招聘潮，科技公司开启了“企业价值观军备竞赛”，争抢员工体验的话语权。LinkedIn为员工提供带薪休假以缓解倦怠，Pinterest增加领养补助并扩展生育福利，就连特斯拉也将六月节定为公司假日（尽管没人会认为埃隆·马斯克是“觉醒派”）。
公司会说：“把完整的自己带到工作中来。”
但这一切并非源于道德觉醒，而是纯粹出于经济考虑。因为替换一名顶尖工程师的成本高得惊人——生产力损失、知识断层、人力招募与培训都代价巨大。
当离职代价变得至关重要时，同理心就成了一种战略。不论是远程办公，还是心理健康补贴，员工要什么，公司就给什么，否则他们就会另谋高就。
所谓“完整自我文化”，并不是政治运动的产物，而是基于人才市场压力下的合理商业选择。
但疫情高峰过去后，经济环境变了。硅谷银行倒闭、“加密寒冬”来临、科技行业整体增速放缓，亚马逊、微软等公司纷纷削减招聘支出，激励机制彻底逆转。
公司不再需要高价争夺人才，管理层也乐于收回过去让出的权力。放缓不仅改变了公司行为，也暴露了行为背后的真正驱动力。
值得反思的是，那些公司自称的价值观，是否从来就只是雇主品牌策略而非真心信仰。许多曾以挑战权威为荣的领导者，如今成了政府的合作伙伴。这种立场的弹性同样体现在他们回收过往文化。
四年前，Salesforce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曾说：“办公室强制令永远行不通”。如今他大多数时间在夏威夷远程办公，而大部分员工却被要求每周进办公室三到五天。
2020年，扎克伯格宣布Facebook将向推动种族正义的组织捐赠1000万美元；而去年他又削减了Meta的多元、公平与包容（D.E.I.）项目。他的价值观变了吗？还是只是权力格局变了？
当然，职场不应成为关于加沙战争的格子间辩论场，也不是员工享受豪华福利的理所当然场所。这些公司是营利机构，不是非营利组织。但当公司说“做真实的自己”，而又在员工针对公司业务表达社会关切时选择噤声，实质上是将文化战的责任甩给员工，并因他们坚持公司曾宣扬的理念而对其惩罚。
这种转向从长期来看将带来反作用。和许多科技员工交流时发现，他们的反应并不是愤怒，而是疏离感增强——不再认同公司文化（越来越少人穿印有公司logo的T恤），也更清晰看到了“企业理想主义”的局限。
而管理层的重新掌控权力，只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才成为可能。一旦未来劳动力再度紧缺，这些公司也许会“突然”重新发现自己曾经抛弃的“价值观”。
但问题是：员工会不会那么快就忘记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