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纽约时报社论，代表报社的官方观点。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美国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是“战斧”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可携带450公斤炸药，精确投掷至目标几米之内。
今年6月，美军发射了30枚“战斧”，摧毁伊朗部分核设施，没让一名美军士兵身处危险。
随着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威胁不断上升，美国及盟友对这种导弹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果发生一场持久战争，美国自身的“战斧”库存都将告急，更别说还能支援盟友。
去年，一个解决方案似乎即将成型。美国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在日本的一座工厂共同生产“战斧”，这可能会使导弹产量翻倍。
谈判过程颇为艰难。美方必须说服日本接受一份关于如何制造、如何使用以及可向哪些国家出售导弹的限制清单。
但搅黄这项合作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来自美国内部的反对。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些官员认为，将生产扩展到海外将损害美国经济，并威胁美国的技术优势。
据一位曾参与谈判的前高级官员透露，制造“战斧”导弹的RTX公司（前身为雷神公司）的一位高管站在反对方一边，主张等到11月大选之后再说（RTX否认曾试图拖延进程）。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的几个月混乱中，该协议最终告吹。
“战斧”事件暴露了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核心问题：仅凭一己之力，美国难以跟上中国飞速增长的工业产能，而这种产能直接转化为军事力量。中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28%，而美国约为17%。据一项统计，中国获取先进武器系统和装备的速度是美国的五到六倍。中国一家造船厂的建造能力就超过美国所有船厂的总和。
如今，美国正面临19世纪末的英国、以及20世纪的德国和日本所面临的局面：被一个崛起的工业强国在军事上赶超。历史表明，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最终导致灾难性的战争。
中国操纵国际贸易、对邻国的敌意不断上升，特别是快速扩张的军事建设，显示出正急于形成现实的威慑。
这个问题有现成的解决办法。虽然美国自身无法匹敌中国，但如果与最亲密的盟友合作，包括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就可以匹配中国的制造能力。
为了全球安全与自由，世界各民主国家需要比现在更深入地合作。
长期以来，许多盟国将自身安全外包给美国，正如奥巴马所说的那样，这是“搭便车”。这些国家在军事上的支出占本国经济比重很小，而依赖美国提供保护。
如今这种做法已无法维持，尤其是在中国在亚洲日益咄咄逼人、俄罗斯在欧洲穷兵黩武的背景下。
美国也负有责任，“战斧”事件的失败便是明证。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一个美国不再独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如何建立同盟关系。
我们需要对坚定的盟友如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给予更多信任，并对与更多伙伴开展合作持开放态度。
我们必须建立的联盟不应仅仅是军事合作，更要在经济和技术上展开竞争，以匹敌中国的工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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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中，美国人正在目睹自己的总统削弱联盟的根基。
在特朗普威胁要接管格陵兰岛之后，丹麦表示将采购欧洲制造的导弹防御系统，而非美制产品。
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短暂中止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情报援助后，一些盟友表示将重新考虑是否继续采购F-35战机，担心美国可能会中断对机型的支持。
特朗普同样破坏了美国在亚洲所需的关系。他与日本的谈判重点，让人难以置信不是军事生产，而是大米。
在对韩国施压贸易问题的同时，他还暗示可能撤出驻韩美军。
他对印度加征关税，破坏了25年来为建立抗衡中国的美印联盟所做的努力，只因为莫迪拒绝在印巴紧张局势缓和时将功劳归于特朗普。
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发展势头迅猛。2024年，北京的钢铁产量是美国的12倍，并精炼了制造F-35战机与“战斧”导弹等武器所需的大部分关键矿物。
在这些关键领域及其他方面，即便有盟友与合作伙伴，美国若不做出更多改变，依然难以追赶上中国。
中国的增长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自2004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增长了三倍多。
为了跟上这种趋势，美国需要盟友做出更多贡献。特朗普在对“搭便车者”的批评上确实值得肯定。在过去六十年间，美国的军费开支占GDP比例在3%至9.4%之间波动，而一些盟国的军费开支比例曾低至不足1%。
近年来，这种局面开始有所改变。日本表示将把军费开支提升至GDP的2%。欧洲也展现出增加军费的意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加上特朗普关于退出北约的威胁，促使北约成员国承诺在未来几年将军费开支提高至GDP的5%。
这些进展是在拜登政府推动下实现的，方式上少了胁迫，也更加持久，着眼于加强同盟关系。拜登推动瑞典和芬兰这两个欧洲军事强国加入北约，重建了与菲律宾的军事关系，并帮助化解韩国与日本之间的互不信任。在电力生产、造船等领域，加强的同盟关系也可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在21世纪构建的联盟将不同于以往。
冷战时期，美国与盟友因共同保卫民主国家抵御苏联而团结一致。苏联解体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基本上可以向那些在经济和军事上依赖自己的国家，单方面提出联盟条件。
而现在，即便是亲密盟友也有其他选择。美国必须向那些与我们价值观一致的国家重申我们的承诺。对于那些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我们必须努力证明，与美国结盟而非与中国站在一起，才符合它们的利益。
同时，我们还必须修复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由于削减援助及其他软实力工具，美国在这些国家留下了真空，让北京得以趁虚而入。
中国并非不可战胜，面临不少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房地产价值下跌和根深蒂固的腐败。但正如民主党政府时期的两位亚洲问题高级专家——坎贝尔和杜如松在4月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北京的发展出现动摇，凭借庞大人口、广阔地理范围和成熟的经济实力，未来一个世纪内仍将是强劲的对手。
理想情况下，美国的盟友将更紧密地合作，在无需美国直接介入的情况下，也能共同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和其他威权国家的破坏性力量。有迹象显示这并非不可能。近年来，西方盟友无法提供军备时，韩国向波兰提供了坦克。朝鲜向乌克兰派遣部队支援俄罗斯之后，首尔则派出情报官员前往北约通报相关威胁。
北约秘书长也提出，把支持亚洲民主国家作为北约继续存在意义之一。
归根结底，这不仅关乎军事合作。正如上世纪欧洲得以摆脱极权主义，靠的是美国的工业力量，如今华盛顿必须在新的竞争中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
中国的经济、贸易与制造能力意味着，美国需要一个不仅限于战场、能够全面协作的联盟。为了在长期内与中国的强大实力展开竞争，美国将需要尽可能多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