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日经亚洲，作者威廉·佩塞克是常驻东京的获奖记者，著有《日本化：世界能从日本失落的几十年中学到什么》。
首相官邸 (PMO), CC BY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一项经济数据打断了“蜜月期：经济收缩1.8%。
而经济方面的坏消息很可能会迅速恶化，而高市团队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和北京围绕台湾问题的口头交锋并不是关键问题（尽管有可能失去日本最大的游客来源，以及潜在的出口需求不太会有帮助）。高市真正需要应对的敌人是滞胀。如果她希望打破日本过去10位首相中有8位任期不到一年的“魔咒”，就必须战胜滞胀。
但奇怪的是，高市的经济团队几乎不承认国内生产总值和平均工资经常落后于通胀的现实。
经济学家理查德·卡茨说：“滞胀并不容易解决，因为应对‘滞’的手段会加剧‘胀’，反之亦然。”
更糟的是，目前为止所提出的“高市经济学”，可能会在2026年加快通胀上升。因为高市一上任，就像她的导师安倍晋三一样，优先考虑的是货币和财政宽松，而不是推动生产力和创新的改革。
任何觉得自己在年底面临艰难局面的央行行长，恐怕都该替植田和男想一想。仅仅两个月前，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可能还希望能在12月18日至19日的会议上将利率从当前的0.50%上调至0.75%。
然而，植田在经济史上的位置，首先被特朗普的贸易战动摇。尽管贸易战的目标是中国，但所带来的冲击很可能对日本的伤害更大。
特朗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本7月至9月期间近2%的经济收缩，这是六个季度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与中国日益紧张的争端本身也是阻力。导火索是高市在11月8日表示，如果北京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将构成东京的“生存威胁”，包括日本将协助美国的任何回应。对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呼吁中国游客不要赴日旅游，并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品。
这引发了一个合理的担忧：经济学中所谓的“机会成本”。
高市长期以来持强硬保守立场，在与习近平的共产党叫板时似乎更得心应手，而非面对国内经济低迷的挑战。
此外，从她的言辞来看，高市似乎更担心日本重回通缩，而非3%左右的通胀成为常态。
这完全误判了公众情绪。
民调显示，生活成本上升是自民党失去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主要原因之一。高市的承诺是重新启动“安倍经济学”，实现工资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良性循环，而这一点安倍生前始终未能实现。
高市甚至重新打出安倍的口号：“日本回来了”。
但问题是，哪个“日本”回来了？当然，1%的富人会为日经225指数接近5万点、创下历史纪录而欣喜。可面对收入经通胀调整后持续下滑的普通日本家庭，却毫无感受。
《日本经济未来之争》的作者卡茨指出：“企业利润和股价上涨，并不会让日本选民感到日本真的回来了。”
而随着高市团队再次启动大规模刺激，情况恐怕不会好转。她提出总额21.3万亿日元（约合13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与此同时，高市明确表态不应再加息，日元也逐步走向兑美元160的水平。
这意味着日本正面临更多输入型通胀，而此时特朗普关税政策又在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她也在敦促日本企业提高工资。这当然是合理的目标。但如果东京不迅速采取行动，改善日本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的生产率排名，日本工资大幅上涨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
如果当年的安倍经济学，能在削减官僚主义、建立以能力为基础的劳动制度、激发创新、从基层创造就业机会以及赋权女性等方面做得更多，如今日本经济或许已具备更强的承受工资上涨的能力。
因此，如今高市试图复活一个13年前未能解决日本核心问题的策略，却又缺乏新意，几乎注定会重蹈覆辙。
滞胀对任何主要经济体而言，都是令人畏惧的难题。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可能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当时，为了让通胀率重新低于GDP增速，美联储不得不将短期利率推高至20%。
几乎可以断定，植田不可能效仿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在1979至1987年实施的紧缩政策。如今，日本债务占GDP的比例接近260%，即便将基准利率提高到5%，也可能导致东京债务利息支出飙升，拖垮亚洲第二大经济体。
事实上，目前财政部在常规拍卖中，出售10年期和20年期国债都已面临困难。
真正的解决之道，已超出植田的权限。只有彻底的供给侧改革，才能让劳动效率每年提高至少1%。这是日本生产率中心提出的遏制工资推动型通胀的最低要求。无论是日元贬值、减税，还是财政手段，都无法阻止滞胀进一步加剧。
如果12年的安倍经济学未能做到这些，又凭什么相信“高市经济学”能在12个月内办到？
如果高市继续坚持安倍经济学的老路，把地缘政治纷争置于控制滞胀的关键改革之上，日本也许在不到一年内就得再选一位新首相。
真正让“日本回来”的唯一办法，是让那剩下的99%的人也有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