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罗伯特·鲁宾是Centerview Partners的高级顾问，曾在1995年至1999年担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是哈佛大学教授和专栏评论作者，接替鲁宾担任财政部长。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承诺，他的政策不会增加债务。上任前，他誓言要“恢复我们国家的财政理性”。但他的“大美丽法案”却恰恰相反。
我们曾在一位同样做出过这种誓言、并且认真践行的总统手下任职。
我们是比尔·克林顿经济团队的成员，当时联邦预算实现了平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唯一一次。
在几乎所有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都与上世纪90年代成功之处相反，并对美国经济构成巨大风险。
这两个时期之间有重要的相似之处，都是在面临严重财政问题和被新技术快速改变的经济形势下上任的：当时是互联网，如今是人工智能。
在那个年代，我们采取了“抱最好的希望、做最保守的打算”的策略。我们把缩减赤字的政策和刺激投资的政策结合起来，带动了一个良性经济循环：增长、赤字减少、利率下降，从而促进更多投资和增长。
财政负责有助于抑制通胀，因为伴随着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独立性的尊重，以及对强势美元重要性的认可。
这一届政府的做法可能会让这个循环逆转。他们削弱联邦储备委员会、征收关税，还通过了一个比“大美丽”更“预算破坏型”的税收和政策法案。
美国财政状况令人担忧的理由很多。国家债务规模已经和整个经济产出相当，如果这个立法方案通过，到2035年可能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35％以上，年预算赤字可能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
相比之下，克林顿时期我们担心的是到2000年债务水平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5％，现在对赤字问题的漠视要严重得多。
不可持续的财政轨迹，会有真实的后果：更高的利率和资本成本，企业信心受挫，私人投资被挤出。
随着巨额国债变得难以被市场消化，这还可能引发金融动荡。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波动的世界里，这会降低我们应对经济或地缘政治威胁的灵活性。
再加上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独立性的攻击和关税措施，还会推高通胀风险。
面对问题较轻的局面时，克林顿在预算制定中表现出严谨、透明和注重事实与分析的态度。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的特点是混乱和缺乏纪律。
那个所谓的“政府效率部”声称每年要节省2万亿美元，结果只声称找到了1900亿美元，实际节省几乎肯定更少。
实际上，“政府效率部”对国税局的削减会抵消所有节省，甚至让政府收入状况变得更糟：未来十年将有数千亿美元本该收取的税款无法入账。
目前在国会审议的法案中包含的大规模削减，反映出与“政府效率部”类似的“砍光烧尽”式做法。法案会从医疗补助和儿童健康保险项目中削减超过1万亿美元，但特朗普政府却声称没有一个美国人会失去医保。
实际上，将有超过1100万人失去保险，学术研究表明，这可能在未来十年导致至少10万起本可避免的死亡。
其他削减措施会在美国家庭电费上涨之际限制太阳能生产，还会损害本可扩大创新能力的教育投资。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我们依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这个无党派机构的评估，来判断我们提案的可能财政影响，即使不喜欢它的结论。
这个办公室估算，这项支出法案连同新增借款成本，在未来10年内可能使债务增加近4万亿美元。如果法案里各种临时条款最终永久实施，债务增加将超过5万亿美元。
特朗普总统团队的回应不是调整政策，而是攻击评估人员，并使用会计手段来做假账，比如把任何设定到期的政策都当作会被延长来处理。
对这些预算操作，更合适的称呼是“幻想思维”。
克林顿时代财政方法的关键部分，是把支出削减和收入增加结合起来。
那时和现在一样，光靠削减开支根本无法实现足够的赤字缩减，除非砍掉社会保障这样的基本项目。现在对财政收入的需求比克林顿时期要大得多，那时还有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
如今我们起步时债务就更多，而且鉴于地缘政治现实，我们很可能还需要增加军事开支。
政府当然可以、也应该变得更高效，但如果没有大幅加税，我们无法实现长期繁荣所需的稳健财政轨迹。我们不该出台一个给富人减税数万亿美元的立法方案，而是应该从头开始，想办法增加数万亿美元收入。
我们可能正处在类似互联网革命的技术进步时代，财政困境威胁着我们利用这种机遇的能力。幸运的是，为了回到可持续的财政路径，我们不需要像90年代那样实现预算平衡。
我们需要做的是扭转当前趋势，让债务和经济的比率下降，而不是继续上升。
可惜，这项立法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有责任感的国会应该拒绝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