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作者克里斯蒂娜·斯奈德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美国内战时代研究讲席教授。
Ralph Eleaser Whiteside Earl,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1817年，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入侵佛罗里达。
当时此地名义上属于西班牙帝国，但实际上大多由塞米诺尔人居住。杰克逊及美军采取了焦土战术：摧毁村庄、焚毁玉米田、洗劫粮仓，企图用恐惧和饥饿迫使塞米诺尔人投降。
他们不分战士和平民，一律杀害，还俘虏了原住民领袖希利斯·哈尔乔和霍马斯利·米科，以及曾协助原住民社群的英国公民亚历山大·阿伯斯诺特和罗伯特·安布里斯特，并在未经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将他们全部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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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佛罗里达突袭行动并未获得国会批准，尽管军事事务和与原住民国家的关系属于联邦权限，国会还是展开了调查。
一些人称，杰克逊不过是延续了历届政府的政策；詹姆斯·门罗曾警告欧洲列强不要介入“美洲后院”，而热衷扩张的托马斯·杰斐逊则促成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以便让“自由帝国”终有一日统治整个大陆。
杰克逊的支持者，称赞他强势的领土夺取手段和对外族的控制力。但批评者警告，这种专制的帝国主义做法将为美国埋下毁灭的种子。
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提醒同僚，建国者们将这个共和国视为自古罗马以来从未见过的民主实验。他指出，在罗马，屋大维从元老院手中夺取权力，“虽未改变罗马共和国的表面形式”，却“对法律、公民自由和繁荣行使了极端专制的控制”。
我们的历史时刻与杰克逊时代有许多相似之处。当时有人推崇赤裸裸的强权，也有人忧心法治遭破坏。反对“安德鲁国王”的人警告，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将导致暴政或社会的崩溃。
然而，正因为这些争议，杰克逊反而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当时的选民仅限白人男性。
他借军功赢得民望，在1828年总统大选中获得超过55%的普选票。他竞选纲领的核心就是后来的《印第安人迁移法》，试图将所有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原住民驱逐至河西一个模糊不清的“印第安领地”。
杰克逊及其盟友意图为自己的支持者提供更多土地，特别是南部富饶的棉花种植地。
尽管多数美国人同意国家应扩张，但他们在帝国计划的范围及实施方式上意见不一。法案在众议院以102票对97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反对最强烈的是东北部。
《基督徒倡导者》是纽约出版的一份周刊，曾警告：“一个国家若靠对他人的不公行为建立起来，仅因自身力量强大便对他人施以残暴统治，它就应预期将遭到来自天谴的报应，惩罚其所有的不义之举。”
众议院中部分南方议员也投下反对票，包括戴维·克罗克特。他表示：“我一直认为本国的原住民部族是主权民族……自本国建国以来就得到承认；美国政府也通过条约承诺保护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
从法律角度看，克罗克特直指要害：美国政府曾在条约中承认原住民国家拥有主权，并保障其领地权利。强迫他们放弃土地，违反了宪法下具有约束力的条约。
如果条约都可以被无视，那么联邦法律和法院判决同样可以被抛弃。杰克逊对此心知肚明——他本人曾亲自与原住民签署多项条约。但他将这些条约视为建国初期的遗物，当时美国还无力征服原住民。
而在1812年战争之后，美国成为横贯大陆的大国。杰克逊认为，应将原住民视为“臣民”，而非主权民族。
杰克逊的帝国主义路线撕裂了美国，也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地位。无视原住民条约，使得“有权即有理”的观念成为常态。随着实力增长，美国选择了胁迫而非法治，行政强制取代宪法制衡，征服取代条约义务。
原住民族对此并非从理论角度感知，而是切身体验。尽管《印第安人迁移法》未授权动用武力，但原住民仍从四面八方遭遇暴力驱逐。联邦军队和州民兵将他们从家园中拖出，关押在集中营中。普通美国人也效仿杰克逊的做法，偷走财物、烧毁房屋、焚烧田地，用暴力和饥荒的威胁逼迫他们离开。
1832年，穆斯科吉民族的领袖，在反对迁移的请愿书中引用历史提醒国会：所有移民者本也是外来者。欧洲人来到北美时“人数稀少、力量薄弱”，原住民给予他们“土地以安身”和“食物以果腹”。如今美国变得强大，穆斯科吉人追问：“我们对你们所作的贡献，哪一项应换来没收土地的惩罚？”
原住民领袖呼吁美国人记住自己的历史，也要思考未来，意识到政治权力的脆弱本质。
这些警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杰克逊式的帝国主义并非可惜的例外，而是对美国民主的一次早期压力测试。也许是因其民望过高，国会并未因佛罗里达行动谴责他。受此鼓舞，杰克逊继续挑战总统权力边界，最终因未经批准将联邦资金撤出第二家合众国银行，而在1834年被参议院谴责。
重温美国最早的帝国实验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当权力的扩张快于法律的发展时，美国就会牺牲宪法制约，把一部分人当作“臣民”看待，进而有滑向屋大维时代罗马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