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华盛顿邮报观点版，作者戴安娜·林德是《新城市秩序》Substack专栏的作者，最近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与社会中心担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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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已经意识到，我们与朋友见面的次数整体在减少，而通常大家都会把矛头指向手机。但数据越来越显示，还有另一个“罪魁祸首”——我们的家。
如今，美国人平均每天比2003年多花99分钟待在家里，而15至24岁的年轻人每天在家的时间比20年前的同龄人多出124分钟。
同时，根据美国时间使用调查的数据，现在只有30%的美国人平均每天会进行面对面的社交和交流，2014年这一比例是38%。
综合来看，我们每年自愿多待在家的时间，相当于再经历了一轮新冠封锁期——超过三周。然而，与社交媒体和屏幕时间所引发的问题相比，这种“宅家过度”的现象却鲜有人关注。
我们正悄然走向隐居生活，这值得更多的讨论、更多的研究，以及更明确的政策应对。
当然，在家也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事情，比如陪孩子玩、发展兴趣爱好。但“宅”生活也带来后果。在家里，人们更可能是独处和久坐，这也正是美国人面临的两大健康问题——社交孤立和缺乏锻炼。
屏幕确实解释了我们变得更宅的一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
例如，男性现在每天平均花100分钟做家务，其中做饭的时间比2003年增加了50%。如果说手机、平板、电子游戏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有害，那解决方案之一，就应该是创造能够与这些设备和流媒体服务竞争注意力的现实活动和环境。
生活在一个可以轻松步行、活动丰富的地方，就是已知的有效方法之一。邻里环境是联邦卫生机构追踪的五个关键健康社会决定因素之一。研究发现，生活在适合步行的社区的人，每天达到推荐锻炼量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1.5倍，而且他们的社交互动也更频繁。
另一项研究发现，搬到步行友好型社区的人，更可能觉得自己能依靠邻居，也更容易觉得社区关系紧密。
但步行友好的社区正变得越来越少：在美国的大城市地区，适合人们活动和社交的空间占比还不到2%。而对于想要拥有这种社区环境的人来说，往往价格高得难以承受。价格更可负担的远郊区，获取步行可达设施更难，时间更长，却是全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美国南部阳光地带那些为开车而设计的城市和郊区也在迅速扩张。
除了城市规划的问题，数字经济也让人们更少有理由离开家。
比如，自2019年以来，每月在线杂货销售额增长了四倍，超过80亿美元，也进一步削弱了出门的动机。而自疫情以来，教堂、电影院等无数实体场所纷纷关闭。根据美国生活调查中心的数据，截至2025年，只有54%的美国人有“第三空间”——比如常去的咖啡馆或酒吧，而在2019年，这一比例是67%，即使在疫情结束后，这个数字仍在持续下降。
《老友记》里的咖啡馆、《宋飞正传》里的餐厅、《欢乐酒店》里的酒吧——这些“大家都认识你”的地方，正逐渐成为过去的记忆。
这种为了便利、省钱以及面对面选择匮乏而导致的“大撤退”，不仅损害了个体健康，也在腐蚀整个社会，把美国人分裂成三个层级：一是住在配套设施齐全社区里的人，面对面社交体验对他们来说只是又一种特权；二是只能在数字化生活和工作的孤立中度日，或者辛苦驾车外出社交的群体；三是缺乏稳定住房的人——无论是因为经济原因，还是像最近洛杉矶大火这样的灾害——这些人正越来越被排除在这个“关起门来运行”的社会之外。
那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必须把维护本地公共机构当作紧迫的优先事项。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为社会基础设施提供足够支持——从公共交通到公园和图书馆，甚至让其成了“社会混乱”的代名词。宅在家成了看似理性的选择。我们应该重新定义这些公共空间，这不是只为低收入群体准备的，而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投资，尤其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高的人同样也倾向于长时间宅家。
我们还可以让私营部门更容易参与恢复我们的社交生活。设立实体店应当像搭建一个网站一样方便，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那些阻碍创业热潮进入市中心的审批和许可规定。
我们也应在配套设施丰富的社区建设更多住房，并清除各种监管障碍，让人们不必在健康和财富之间做出选择。
但这一切都要从个人层面重新看待外部世界开始。我们应把“出门”视为必要的健康干预，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享受或与工作相关的负担。这可能意味着重新安排时间和预算，认识到最便宜、最方便的选择——宅家——其实也有代价。
我们的健康和社区关系，值得付出更多努力去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