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节假期期间，今年假期从2月15日持续到2月23日，中国人团聚相会。人们乘坐高速列车穿越全国，与家人团圆，在电视上观看跳舞的机器人，并给年轻的亲戚发放装着崭新纸币的红包。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聚在一起吃饭。在南方城市福州的一家咖啡馆，当地人和游客吃芝士蛋糕、喝康普茶。一名顾客点了用“燕皮”包的馄饨，这种皮由红薯淀粉和捶打后的猪肉混合制成。
另一名在上海从事时尚工作的顾客于欢（音）说：“我真的很喜欢吃。这是我幸福的办法之一。”
今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中国消费者在食品上的具体支出金额，也融入了节日气氛。
这个数字来自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修订。新的权重显示，去年食品（不包括外出就餐、酒类和烟草，这些通常与食品合并统计）占家庭消费的17.2%。美国的相应比例不到8%。
这些比例印证了中国人对食物的热爱，但也带来一个不太令人安心的含义。中国在跳舞机器人和高速列车方面可能远远领先于美国，但在衡量经济发展最古老的指标之一上仍明显落后，这就是恩格尔定律。
定律指出，随着收入增加，人们用于基本生存开支的比例会下降。这一规律由德国经济学家恩斯特·恩格尔在近170年前发现。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理查德·安克认为，这是“经济学中最持久的关系之一”。
这一规律既可用于预测食品支出，也可反向用于推断收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恩格尔指出，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是“衡量一个人口物质生活水平的最佳尺度”。
恩格尔是在他人辛苦收集的数据中发现这一指标的。19世纪50年代，比利时法学家爱德华·迪克佩提奥在全国九个省份对199个家庭的预算进行了统计。社会学先驱弗雷德里克·勒普莱在欧洲36个家庭中收集了类似数据，他通过赞美、小礼物和“有趣的交谈”赢得这些家庭的信任。
恩格尔承认，迪克佩提奥和勒普莱“献上了珍珠”，但“没有串起线”。他发现的，是收入与饮食支出之间稳定一致的关系。
150年后回顾这一规律时，安克发现，在200多个国家中，这种联系依然清晰可见。中国国家统计局也非常重视这一指标，去年表示，“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
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指标的信任程度，甚至高于对中国官方收入数据的信任。201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村惠美和约恩·斯坦森，以及波士顿学院的刘淼利用恩格尔的发现，对中国的增长和通胀统计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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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比较了2006年的家庭与两年后达到相似收入水平的家庭，发现后者仍将更高比例的预算用于食品支出。也许他们并没有官方数据所宣称的那样富裕。
恩格尔定律同样令Absolute Strategy Research咨询公司的亚当·沃尔夫担忧。他指出，官方公布的恩格尔系数（包括香烟、酒类和外出就餐支出）在中国报告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却神秘地停止下降。2025年这些项目占消费的29.3%，与八年前相同。
沃尔夫认为，这种对恩格尔定律的“违背”，表明中国遭遇了“严重的发展挫折”。
但恩格尔定律存在一个复杂因素：外出就餐。
当人们在餐馆、咖啡馆或摊位吃饭时，他们购买的不仅是食物，还包括烹饪、清洁和环境服务。安克曾进行实地研究来量化这一点。他在中国西部城市西安的街市购买面条和馒头，也在马萨诸塞州光顾麦当劳和澳拜客牛排餐厅。
他没有直接食用这些食品，而是称量其中的原料，并估算成本。他计算发现，中国街头食品比在家做的类似餐食贵最多30%；麦当劳贵150%；牛排则贵233%。
如果在计算恩格尔定律时包含餐馆用餐，食品支出的比重可能被高估。但如果将其排除，又会带来相反风险。
令人尴尬的是，国家统计局本月没有披露中国人在外出就餐上的具体支出金额，也没有提供2025年之前排除外出就餐后的狭义食品消费数据。这使人难以判断外出就餐是否支撑了恩格尔系数。
金融数据平台万得提供了一些线索。
数据显示，餐馆及其他“餐饮服务”支出占消费的比例，从2017年的5%上升至2024年的7.4%（为最新可得数据）。这些数字可以从官方恩格尔系数中扣除，以得到过去更狭义的食品支出比例。
计算结果显示，2017年食品占消费的比重高达20.7%，明显高于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2025年17.2%。换言之，如果扣除外出就餐，食品在中国消费中的比重实际上持续下降。中国人并未违背恩格尔定律。
在福州，于欢提供了佐证。她此行是来探访餐馆，而不是家人。她尝试了海鲜火锅、花生汤和当地鱼丸。
她坦言：“食品占我预算的最大部分。”
但这并非经济倒退。限制她的，与其说是钱包，不如说是胃口。
“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她说，“所以我只待了五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