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大卫·布鲁克斯是的评论专栏作家，主要撰写有关政治、社会和文化趋势、思想冲突以及道德形成这个始终棘手的话题的文章。
上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局长布赖恩·奥哈拉表示，他最担心的是“一切突然爆炸的那一刻”。
我和他有同样的担忧。如果顺着事态发展的轨迹看下去，很清楚我们正走向某种崩裂。
我们正处在至少四种解体之中：战后国际秩序的解体；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踏着军靴出动的地方，社会安宁的解体；民主秩序的进一步解体，美联储独立性遭到攻击，对政治对手提起捏造的诉讼；最后，是特朗普总统心智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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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种解体中，特朗普心智的解体是首要因素，并引发了其他所有问题。自恋者有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更糟，因为剩余的自我约束逐渐消失。当这样的自恋者恰好是美国总统时，影响注定极为深远。
我报道过的每一位总统，任期越长，自我感觉越膨胀。而当起点就是特朗普这种程度的自我迷恋时，结果便是自大、特权意识、缺乏同理心，以及对自认为受到的轻慢作出猛烈反应。
此外，在过去一年里，特朗普诉诸暴力的速度越来越快。2025年，美国实施或参与了622次海外轰炸行动，造成人员死亡，地点从委内瑞拉、伊朗，到尼日利亚、索马里——更不用说明尼阿波利斯。
暴政的轨迹总是走向堕落。暴君通常会陶醉于自身权力之中，随之而来的是约束力不断减弱，特权意识和自我中心不断增强，风险偏好和过度自信被放大，同时社会隔离、腐败和防御性偏执不断加剧。
在当下，我发现回到研究古罗马的历史学家那里很有帮助，从加图、塔西佗这些原始作者开始。这些人近距离观察过暴政，眼前摆满了案例——尼禄、卡利古拉、康茂德、多米提安、提比略。
他们理解私人道德与公共秩序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明白当私人道德腐败时，公共秩序必然随之崩塌。
“在我们所有的激情与欲望之中，对权力的爱是最专横、最不具社会建设性的，因为一个人的骄傲要求众人屈从。”爱德华·吉本在1776年的经典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他接着写道：“在内乱的喧嚣之中，社会法律失去效力，而人道法则很少能取而代之。争斗的狂热、胜利的骄傲、成功的绝望、对过往伤害的记忆以及对未来危险的恐惧，都会共同点燃心智，让怜悯之声沉默。几乎历史的每一页，都因这样的动机而沾染了内战的鲜血。”
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区分了雄心与支配欲。雄心可能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因为能推动人们为公共利益服务，以赢得公众赞誉。而支配欲是另一种激情，是一种自私，使我们“把一切拉回到自我中心，只要我们认为那能满足其他所有欲望”。
他接着写道，永不满足的支配欲“驱逐所有社会美德”。自私的暴君只会依附那些与他同样自私、乐于戴上永恒谎言面具的人。“他的友谊与敌意同样虚假，只要变化能服务于他的利益，便可轻易相互转化。”
这些历史学家注意到，古代暴君能够聚集起多么强大的个人力量。渴求权力的人总是行动不止，成为舞台中心，咄咄逼人、警惕多疑，在任何阻碍面前都焦躁不安。
塔西佗尤其擅长描写暴君对周围人的影响。暴君初掌权时，会出现一场“涌向奴役”的狂潮，大群谄媚者蜂拥而至，对权势人物阿谀奉承。奉承必须不断升级，愈发卑躬屈膝，直到追随者的尊严被彻底剥夺。随后便是所谓善良的消失，道德健全的人为了生存而选择低调隐忍。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往往被麻木化。源源不断的骇人事件最终让神经系统不堪重负；不断上升的残暴程度，曾经令人震惊，后来却变得司空见惯。
随着暴政这种疾病的发展，公民最终可能失去民主的习惯——说服与妥协的艺术、人际信任、对腐败的零容忍、自由精神、节制伦理。
“摧毁人的精神和热情，比让它们复苏要容易得多。”塔西佗写道。“确实，我们会逐渐依恋那种被强制的不作为，最初令人厌恶的懒散，最终却变得可爱。”
我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判断下一次崩裂将从哪里出现——也许源于某种国内、刑事或对外危机？但罗伯特·卡根在《大西洋月刊》一篇分析特朗普外交政策影响的文章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美国人正进入自二战以来最危险的世界，一个会让冷战看起来像儿戏、让后冷战时代看起来如同天堂的世界。”
不，我不认为美国会走向类似罗马那样的崩溃。美国的制度足够强大，人民在内心深处仍然保有同样的民主价值。
但我清楚，事件正被一个人受损的心理状态所推动。历史并未记载太多案例，显示一个沉迷权力、一路滑向暴政的领导者，会突然恢复理智并变得更为温和。
相反，这种疾病的常态进程，是不断加速的恶化与放纵。
我也理解为什么美国开国元勋会花大量时间阅读塔西佗、加图这样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杰斐逊称塔西佗为“毫无例外的世界第一作家”。他们明白，对权力的渴望是人类原始的冲动，即便宪法中设置了所有防护措施，当这种渴望在内心缺乏道德约束时，仍然无法与之抗衡。
正如约翰·亚当斯在1798年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没有一种政府，拥有足以对抗不受道德与宗教约束的人类激情的权力。贪婪、野心、复仇或轻浮，会像鲸鱼穿过渔网一样，挣断我们宪法中最坚固的绳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