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引入移民如今有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新榜样。这位鼓舞人心的人物既非自由派，也非全球化的忠实信徒，而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她在2022年以极右翼纲领上台，如今却计划在明年发放16.5万份低技能工作签证，而五年前这一数字仅为3万。
意大利还与印度签署了劳动力流动协议，一家招聘公司称其为“全球最具进步性”的协议之一。
梅洛尼并非唯一开始“拥抱”移民的极右翼领导人，至少是某种类型的移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表示，匈牙利的经济根本不需要任何移民，但他如今悄然推行外籍劳工项目。2024年，大约有7.8万非欧盟移民在匈牙利工作，比2019年增加92%。尽管特朗普政府正在打击非法移民并收紧高技能移民的路径，却承诺将加快为农场主招募短期工人的签证审批。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2023年约有250万名实习生、季节工和其他临时工人流入，相较2014年的150万人大幅增长。法国、日本和西班牙的增幅尤其明显。曾被视为海湾富国或新加坡所特有的移民模式，正在全球推广。
这种模式的兴起，反映出人口结构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富裕国家急需年轻劳动力，但包括技术官僚在内的许多人担心，大规模引进教育水平较低、生产力较弱的移民作为永久居民，尤其在欧洲福利国家，最终可能代价更高。
此外，在疫情后大量移民涌入的背景下，反移民民粹主义正在全球富裕国家抬头。美国和意大利由极右翼掌权，英国和法国的民调也显示右翼领先。中间派政府为了自保，也在收紧入籍路径。本月，德国政府取消了一项允许3年内快速入籍的通道；英国政府则计划将入籍所需居住年限从5年延长至10年。
相比之下，临时移民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替代选项。
几乎在所有富裕国家，本国出生的劳动力都在萎缩，托育、建筑和农业等行业正面临严重用工荒。未来情况可能更加严峻。例如预测显示，由于出生率崩塌，韩国的GDP将在2040年代末开始萎缩。但乔治·梅森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门斯指出，如果韩国将临时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目前的3%提高到澳大利亚的15%，就能抵消大部分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
对移民个人来说，收益也十分可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兰特·普里切特估算，如果来自全球11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能在美国获得低技能岗位，平均工资可提高424%。
尽管如此，外籍劳工签证仍让一些“善意”的西方人感到不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担忧。
首先是融合问题。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项目之一是西德的“客工”计划（Gastarbeiter），1955年至1973年间引入了约1400万名工人，包括大量土耳其人。许多人在没有入籍路径的情况下在德国生活了数十年，往往语言不通、难以融入社会。直至1982年，总理科尔仍公开设想将他们“遣返回原籍”。
第二个担忧是关于虐待和剥削，特别是海湾地区恶劣劳工环境的报道引发了警觉。
许多签证都绑定雇主，使工人很难离职。2022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现，雇佣外籍劳工的公司中有74%违反劳动法，包括不达标的安全措施和无薪加班等。在欧洲，一些国家的灰色操作也加剧了风险。比如荷兰每年发放的非欧盟签证数量有限，雇主便通过曲线操作，在波兰或斯洛文尼亚设立空壳公司，然后借助欧盟自由流动规则将工人“借调”到荷兰。
这些工人名义上受雇于签证发放国，但实际上根本不清楚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最终只能依赖中介安排。
尽管存在风险，发展中国家仍积极参与这类项目，既可缓解国内失业，也能带来可观的侨汇。由此带来一系列双边协议。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在整个欧洲签署了多项劳务合作协议，效果显著。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侨汇达82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65亿美元。对于一个GDP仅为1320亿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庞大数字。
同样，印度也与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签署协议，放宽临时移民限制。其中不少协议附带印方承诺将协助遣返超期滞留者，以此取悦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的西方政治人物。
越南政府对此更加热衷，甚至为“劳务输出”设定年度目标。今年计划向海外派出13万名工人。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受益不仅仅是汇款。世界银行的洛朗·博萨维和合作者发现，回国的移民创业意愿明显更高，资金来源正是海外积蓄。
基于对5000名孟加拉移民的就业和收入数据，他们估算，如果将出国劳工的迁移成本降低50%，企业创办率将上升8%。
临时移民需求的增长也催生出连接跨国劳动力与企业的商业机会。总部位于内罗毕的Silver RayHR公司负责人玛格丽特·穆关贾，自己曾是移民护士，曾在南非工作并获邀赴英工作，但她选择创立自己的招聘公司。最初主要为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基地招募后勤人员，如今则向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富裕国家输送肯尼亚劳工，涵盖电工、IT专业人员、护士和水管工等职业。
应聘者大多已接受本职培训，在出国前还会在肯尼亚学习目的国的语言。
那么，临时移民项目应如何运作？
尽管有许多优势，现有计划也存在局限。瑞典研究机构IFAU的安德烈·戈尔什科夫研究丹麦后发现，短期移民的生产力提升速度慢于长期移民，降低了移民、雇主和所在国三方的整体收益。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乔瓦尼·佩里表示，雇主通常预期工人流动性高，因此不愿意投资培训。而长期移民的生产力提升，往往依赖于他们能够自由跳槽。
因此，研究移民问题的经济学家主张，应允许移民签证“可转移”，即工人可换工作。这种灵活性能增强劳动力市场活力，并有助于减少剥削。企业可能会反对，因为他们往往需要承担高昂前期费用，并希望能收回成本。
例如，一名英国农场主为引进一名工人，可能要支付2万英镑（约合2.7万美元）的费用。
尽管如此，改革正在推进。去年，澳大利亚将移民离职后寻找新雇主的期限从60天延长至180天。加拿大和日本也在放宽移民工人在行业内部跳槽的限制。甚至连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也在推动出台适用于该州农业工人的可转移签证。
在许多国家，新的政治现实使传统移民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却日益迫切。各国政府，不论意识形态如何，都不得不寻找既能满足经济需要又能为选民所接受的移民路径，并改进现有的短期工作通道。
随着时间推移，移民将越来越不像一座“通往永久定居和公民身份的阶梯”，而更像一扇“旋转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