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色列国防军上尉决定向以色列说不：拒服兵役，拒回加沙

2023 年 10 月 7 日，当哈马斯在以色列大屠杀的规模变得清晰可见时，我们开战了。对我们这些军人来说，这种痛苦难以忍受。我们没能保护好我们的亲人，这种感觉吞噬了我。在愤怒和负罪感的驱使下，我们投入战斗，打击一个残忍的恐怖组织。

我在加沙战斗了一年，先是担任坦克排长，然后担任连长的副手。我领导了加沙地带的地面操作，攻占了哈马斯的据点，并帮助摧毁了该组织的隧道、武器库和指挥所。日复一日，在职责的驱使下，我承受着严酷的战争现实：近距离的死亡和破坏，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的巨大压力，时时刻刻在炮火中依然以清晰的头脑做出行动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个残酷的事实浮出水面： 我们的国家已经迷失了方向。如果说我们在 10 月 7 日参战是为了拯救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那么我很快就明白了，我们之所以参战，是因为我们的领导人从未打算停止。这是一场由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发动的战争，他们拒绝付出必要的政治代价来做出结束战争的决定，而是要求我们——士兵、人质和巴勒斯坦人——付出血的代价。

加沙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区，几乎没有对军队的有效监督，也几乎没有对士兵的个人问责。我们发动了一场没有时间表、没有可实现目标、没有撤出战略的战争——这种现状破坏了现代国家的理念。

2024 年 10 月 9 日，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鉴于以色列在加沙的政策以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色列政府在蓄意破坏人质交易，我们的服役已经难以为继。我的旅长不顾下属士兵的抗议，立即将我停职。

今天，当政府号召数以万计的预备役军人参与重新占领加沙城的残酷行动时，我恳求我的战友们：拒绝报到。已经有数千人不再报到。一些人已被送进监狱。许多人保持沉默。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这是你的责任。

每一个关心以色列未来的人都必须明白，危在旦夕的不仅是生命，还有以色列本身的理念。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路，永久控制加沙，那么曾经定义了以色列的自由民主的脆弱愿景将荡然无存。在一个不顾自身权力限度、肆意妄为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府的统治下，以色列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以色列曾经是一个懂得如何在不可能中求生存的国家，那些热爱以色列的人们必须竭尽所能，引导我们远离这条毁灭之路。

在以色列社会，公开拒绝服兵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行为，因为军队在我们的国家认同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它塑造着我们的个人形象。但我所相信的是任何民主国家的基本信念：军事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但也是一个危险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为政治目标服务，而不是取而代之。一旦武力本身成为目的，它带来的只有毁灭。

重新占领加沙城的计划不是一个有策略的军事行动，而是一个只知道破坏而不知道建设的政府对占领上瘾的症状。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总理上周宣布让以色列团队重返谈判桌，这是我们熟悉的模式的一部分。每当公众抗议加剧时，他就会宣布谈判取得进展或重返谈判桌——无非是让谈判进程再次崩溃。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以色列当初要离开谈判桌。为什么我们是被动地前行而不是做领路人？

以色列政府不断向公众兜售一个空洞的目标——“全面胜利”，假装这是战略而非营销。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谎言。哈马斯作为一个执政或军事组织早已被打败；我敢说每个高级安全官员都知道这一点。大多数以色列人，其中包括许多现役军人，都反对这种鲁莽的做法——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他公开表示反对重新占领加沙。

所有人都清楚，这场战争将以达成协议告终。每一次拖延都会带来更多的伤亡，人质更有可能无法活着返回，以色列在调停者和国际合作伙伴心目中的地位也会进一步削弱。

面对这种民粹主义，面对一个没有道义或政治授权来领导以色列的政府，只有公众的抗议——尤其是预备役军人的抗议——才能迫使以色列改变方向。国家危机时刻曾催生了拒绝运动，最终推动社会对抗灾难性的政策。这些运动表明，只有那些愿意为揭露谎言付出个人代价的人，才能真正为真理而战。以色列曾在 1982 年黎巴嫩战争和 2000-2005 年第二次起义期间发生过这种情况，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也发生过这种情况。部长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作为士兵的我们，还有其他许多人，却要付出代价。

我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有权击退其敌对者。我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后悔参战。但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 今天，勇敢意味着停止，意味着说 “不”。据加沙卫生当局称，已有 6 万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该领土上的饥饿现象日益严重，以色列人质已被折磨了近两年，这场战争已跨越了所有界限。已经没有任何目标值得通过延长战争来实现了。

每一个相信犹太民主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每一个相信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观的公民都必须明白，责任在我们手中。现在是对合作说不的时候了。拒绝默许。拒绝服役不是背叛国家。拒绝是拯救国家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