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华盛顿邮报，作者黛布拉·霍里是一名急诊医生，直到上周，她还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首席医疗官兼项目与科学副主任。
上周，我和另外两名美国疾控中心的同事在白宫解雇疾控中心主任苏珊·莫纳雷斯之后辞职。作为疾控中心的首席医疗官，以及去年冬天负责过渡到特朗普政府的负责人，我亲眼目睹了在小罗伯特·F·肯尼迪担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后，公共卫生政策发生的深刻变化。
本周四，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将就公共卫生、疫苗和政府问责问题听取肯尼迪的证词。预计这场听证会将引发争议。但除了这场“表演”本身，他对三个简单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的未来走向。
美国会更健康吗？
目前，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这些疾病占到美国4.9万亿美元医疗支出中高达90%的份额，其中还包括精神健康问题。疾控中心每年在各州用于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的资金在1600万至2000万美元之间。
这些资金挽救了生命，也减少了开支：吸烟仍然是导致可预防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导致超过48万人死亡，并让美国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而每投入1美元用于疾控中心的控烟项目，10年内带来的医疗支出节省就超过55美元。
疾控中心在社区中的工作还帮助270万人实现了血压控制，每年避免了81亿美元的医疗支出。
但这些项目正面临被削减的命运。在拟议的疾控中心预算中，相关资金将被大幅削减，根据重组方案，这些拯救生命的工作将被转移到一个新的“健康美国管理局”，在这个机构中，预防工作的重点可能会被淡化甚至完全消失。
仅靠服务无法缩小健康差距，预防至关重要。如果美国真的想变得更健康，最好的办法是加大对这些经过验证的策略的投入，而不是将其拆解。
美国会为下一次大流行或重大健康威胁做好准备吗？
应对准备不仅仅是囤积物资，更是要建立一套灵活、以科学为基础的体系，以便在威胁出现时迅速应对。由于特朗普在2017年宣布药物过量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药物过量死亡人数下降了超过25%。
疾控中心每月向各州实验室发送参考检测工具包，即使某个州尚未遇到某种药物，也能立即展开应对。这种“战备状态”——通过实验室网络、与毒品情报官员的合作以及社区快速响应机制——让国家得以在不断演变的威胁面前抢占先机。
去年，在芝加哥三家急诊室出现181例与镇静药美得佐定相关的过量病例时，系统及时发现了激增，并通知各社区迅速响应。
去年南美爆发奥罗波奇病毒（Oropouche）病毒疫情时，疾控中心的科学家开始采集昆虫样本以确定传播媒介，实验室人员为各州研发了高容量检测工具，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病例激增，环境专家制定了控制传播媒介的最佳策略，生殖健康与出生缺陷专家则研究了死产和胎儿严重畸形的报告。
如果没有疾控中心内部各领域专家协同工作，如果这种病毒在美国成为地方性流行病，我们将毫无准备。
然而，在现任政府领导下，公共卫生数据和实验室体系正在瓦解，美国人面对各种健康威胁的准备能力越来越差。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脱钩后，来自海外的流感样本提交减少了超过70%，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准确知道下一季流感疫苗应针对哪些病毒株。
关于新冠的数据也减少了超过60%，可能导致新变异株出现时我们无法及时预警。关于脊髓灰质炎的实验室报告已经完全中断，我们将失去在病毒进入美国前将其遏制的能力。
随着最近的解雇、重组和裁员，疾控中心预计其队伍中将减少750名“随时响应者”，这将直接影响在危机时刻对社区的即时支持。能否建立好地方公共卫生队伍和应对体系，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在措手不及中受挫，还是在有备而来的基础上挺身而出的关键。
这是科学与透明的黄金标准，还是空洞口号？
信任是公共卫生的基石。但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亲眼看到了美国距离这个标准有多远。
我是在X平台上看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发帖，才得知疾控中心的新冠指导意见发生了变化，而不是通过科学简报或官方渠道。这一变化并非基于科学或数据。
在最近一次疾控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会议上，有些汇报内容根本没有经过机构审核，其中一项关于硫柳汞的演示材料甚至引用了伪造的参考文献。
疾控中心自己的一份文件也被从官网撤下。《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长期被视为公共卫生报告的黄金标准——曾被暂停发布两周，没有任何解释。尽管现在已恢复发布，但不再提供新闻材料或公开摘要，让医务人员和患者很难获取信息。
这些变化削弱了公众本应享有的透明度和科学严谨性。
公众必须知道，疾控中心的指导建议必须以最可靠的科学为基础，并且公开、诚实地传达，即使科学本身还在不断发展。这就要求数据必须快速共享，不确定性必须坦率承认，政治压力必须坚决抵制。否则，信任将继续流失，而在危机时刻挽救生命的能力也会随之减弱。
这三个问题——关于健康、准备和透明——不是抽象命题，而是历史将评判我们的标准。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美国将成为一个更健康、更安全、更强大的国家。
如果不是，信任将继续崩塌，失去的生命也将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