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以色列媒体《972杂志》和Local Call援引三名情报人士的消息证实，以色列军方一直在运作一个名为“合法化小组”的特殊部门，负责从加沙收集情报，用于在国际媒体上进行公关以提升以色列形象。
这个小组在10月7日之后成立，任务是寻找有关哈马斯利用学校和医院从事军事活动的信息，以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发射火箭弹失败、造成加沙平民伤亡的情况。
小组还被指派锁定可以被说成秘密哈马斯成员的加沙记者，以弱化全球对以色列杀害记者的愤怒。最近一起案例是半岛电视台记者阿纳斯·沙里夫被以色列空袭炸死。
据消息人士透露，“合法化小组”的动机并非安全，而是公关。小组成员因愤怒于加沙记者“在全世界面前抹黑以色列”，急于找到能够与哈马斯挂钩并被列为攻击目标的记者。
一名消息人士描述了小组反复出现的工作模式：每当媒体对以色列的批评在某个议题上加剧，“合法化小组”就会被要求寻找可以解密并公开使用的情报，以反击外界的说法。
“如果全球媒体在谈论以色列杀害无辜记者，那么马上就会有人推动找出一个可能并非完全无辜的记者——好像这样就能让杀掉其他20个人变得可以接受，”这位情报人士说。
另一名消息人士补充，很多时候是以色列的政治高层指示军方，这个小组应重点关注哪些情报领域。
“合法化小组”收集的信息还会通过直接渠道定期传递给美国。情报官员说，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对于让以色列延长战争至关重要。
另一名消息人士解释，“小组定期收集可用于宣传的情报，比如在学校发现哈马斯的武器储藏——任何可以提升以色列国际合法性、以便继续作战的东西。目的就是让军方能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行动，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会停止供应武器。”
知情人士透露，这个小组还寻求收集将加沙警察与10月7日袭击联系起来的证据，以此为攻击他们、拆散哈马斯的平民安全部队提供理由。
两名情报人士回忆，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一次“合法化小组”故意歪曲了情报，结果一名记者被错误地描绘成哈马斯军事派别的成员。
“他们急于把他列为攻击目标、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说可以袭击他，”一名消息人士回忆，“他们说白天他是记者，晚上他是排长。大家都很兴奋。
但中间发生了很多错误和偷工减料。
“最后，他们发现他确实是记者，”这位人士补充说，幸运的是这名记者没有被袭击。
针对沙里夫的情报呈现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操控模式。根据军方公布的文件（尚未得到独立验证），他在2013年加入哈马斯，直到2017年受伤前一直活跃。这意味着，即便文件属实，也显示他与当前的战争无关。
记者伊斯梅尔·古勒的情况同样如此。他在2024年7月与摄像师在加沙城的以色列空袭中被炸死。一个月后，军方声称他是“军事派别成员和努赫巴恐怖分子”，理由是一份据称于2021年从“哈马斯电脑”中获得的文件。然而，这份文件显示，他在2007年就获得了军衔——当时他才10岁，而且是在据称2014年加入哈马斯的七年前。
“找尽可能多的宣传素材”
“合法化小组”最早的高调行动之一，发生在2023年10月17日加沙城阿赫利医院爆炸事件后。国际媒体援引加沙卫生部的说法报道，以色列袭击造成5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而以色列官员则表示，爆炸是由伊斯兰圣战组织火箭弹发射失败引起的，死亡人数远低于这个数字。
英国研究机构“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对阿赫利医院爆炸进行了调查，在2024年2月认定，医院上空几秒前被拍到的爆炸——以色列称是火箭弹故障的证据——实际上与以军的“铁穹”拦截弹有关。
据《972杂志》和Local Call报道，“合法化小组”在情报监听中获取了一段据称是两名哈马斯成员的通话录音，内容是他们将阿赫利医院爆炸归咎于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火箭弹发射失误。随后，包括一些自行展开调查的媒体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都认为这一说法可能成立。这次信息发布严重打击了加沙卫生部的公信力，在以色列军队内部被视为该小组的一次胜利。
一名巴勒斯坦人权活动人士在2023年12月告诉《972杂志》和Local Call，他震惊地发现录音中出现了自己的声音。他表示，那只是自己与另一名巴勒斯坦朋友的一段普通对话，他从未加入过哈马斯。
一名与“合法化小组”共事过的人士表示，公布像电话录音这样的机密资料在内部争议极大。
“在8200部队的惯例中，我们绝不会为了像舆论这样模糊的目标去暴露我们的能力，”他说。
不过，三名情报人士都表示，军方将媒体视为战场的延伸，因此会将敏感情报解密公开。即便是不在“合法化小组”的情报人员，也被要求标注任何可能有助于以色列信息战的材料。
“有一句话常被提到：‘这个有助于合法性’，”一名消息人士回忆，“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找到能为宣传服务的素材。”
在这篇报道发表后，官方安全消息人士向《972杂志》和Local Call证实，在过去两年里，以色列军事情报内部成立了多个“研究小组”，旨在“揭露哈马斯的谎言”。他们表示，这些小组的目标是“诋毁”在广播网络上报道战争、被称为“可靠而精确”的记者，把这些记者说成实际上是哈马斯成员。但这位消息人士称，这些研究小组并不参与具体攻击目标的选择。
“我从未犹豫过传递真相”
8月10日，以色列军队在一次袭击中炸死了六名记者，并公开承认袭击的目标是半岛电视台记者阿纳斯·沙里夫。两个月前，记者保护委员会（CPJ）就曾警告担心沙里夫的人身安全，称他“正遭到以色列军方的抹黑行动，而他认为这是暗杀前的预兆”。
2024年7月，沙里夫发布了一段自己在报道加沙饥饿危机时流泪的视频，引发广泛传播。之后，以色列军方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哈伊·阿德雷连续发布三段视频攻击他，指控他“从事宣传”，并参与了“哈马斯的虚假饥饿行动”。
沙里夫指出，以色列的媒体战与军事行动息息相关。“阿德雷的行动不仅是媒体威胁或形象抹黑，更是现实中的生命威胁，”他对CPJ说。
不到一个月后，他被炸死。军方为此出示了据称是解密情报，称他是哈马斯成员，以证明袭击的正当性。
早在2024年10月，军方就指控包括沙里夫在内的六名半岛电视台记者是军事人员，沙里夫当时强烈否认。他是这份名单上第二个被袭击的人，前一个是记者侯萨姆·沙巴特。
自那次指控后，他的行踪一直为人所知，许多观察人士怀疑，杀害经常在加沙城报道的沙里夫，可能是以色列为夺取城市作战前实施媒体封锁的一部分。
针对《972杂志》有关沙里夫遇害的提问，以军发言人重申，“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半岛电视台记者身份作掩护、实为哈马斯恐怖组织成员的恐怖分子”，并声称军队“不会故意伤害无关人员，尤其是记者，一切均符合国际法”。
发言人像以往一样宣称，在袭击前，“采取了措施减少伤及平民的可能性，包括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空中监视和额外情报信息”。加沙已经有超过6万人被杀，其中多数为女性和儿童。
年仅28岁的沙里夫，已成为加沙最知名的记者之一。根据CPJ数据，自10月7日以来，他是加沙地带186名遇害记者和媒体工作者之一，这是该组织自1992年开始统计以来记者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其他机构估计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70人。
“如果你们看到这些文字，就说明以色列已经成功杀死我，让我的声音永远沉默，”沙里夫在最后一则遗言中写道。这条信息在他去世后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我经历过各种细节的痛苦，多次尝到苦难和失去的滋味，但我从未犹豫过如实传递真相，不加歪曲、不作篡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