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The Conversation，借一本书的书评介绍了中国当年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作者凯瑟琳·夏因是科廷大学新闻学副教授。
在2009年一次穿越中国农村的漫长公路旅行结束时，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遇到了一件改变她人生轨迹的事情。
此前几天，她采访了几位孩子被政府官员强行带走的父母。德米克怀疑，这些失踪儿童可能与中国迅速发展的国际收养产业有关。
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写报道，但某种直觉驱使她继续追查下一个线索，前往偏远的湖南省高峰村，那里位于高山之中。
她的司机只能把她送到一条小溪边，土路到此为止。当地妇女曾赞花（音）和她的女儿双洁在这里接她，带她穿过一座简陋的桥，进入村子。
德米克形容那里“一切都在倒塌或新建”。
非同寻常的后果
当时，德米克并未预料到曾家人和他们的故事，会在她的人生——以及很多其他人的人生中——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她在《洛杉矶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被拐儿童与国际收养之间联系的报道，其中还提到失踪的双胞胎芳芳（音），结果引发了一连串非同寻常的后续事件。
对于赞花和双洁来说，这最终促成了与芳芳的团聚，而德米克也参与组织了这次重逢。
她和曾家人——以及芳芳的美国养父母——建立了长久的联系。
《竹林中的女儿：从中国到美国，一个关于绑架、收养和失散双胞胎的真实故事》》做到了优秀故事应做到的事：让宏大问题具体化、具有人性。在这里，讲的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及由此催生的国际收养产业。
德米克的书讲述的是中国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难以想象的政府管控的故事。但通过这对被拆散的双胞胎的经历，也是一段关于家庭、身份、失落和坚韧的故事。
这本书既个人化又令人动容，同时研究扎实，辅以引人注目又令人震撼的数据和轶事。
在那里，德米克了解到两岁的芳芳——赞花的女儿，双洁的孪生妹妹——在2002年被从姑妈家中强行带走。
政府官员告诉家人，他们违反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允许再养这个孩子。
家人根本不知道她来去了哪里。赞花临别时说：“下次再来，记得把我女儿带回来。”
德米克在书中介绍了1979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前的人口增长，以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她写道：“计生委演变成一个庞然大物，人员规模超过了警察和军队。到1990年代，估计有8300万中国人至少兼职为计生委工作。”
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军队总人数大约为300万。
这个组织“极端具有侵入性”，女工人必须汇报月经时间，有时还要出示带血的卫生巾。生完头胎后，女性被强制上节育环或结扎。
违反政策的人会被罚款，相当于年收入的两到六倍。如果是公务员，还可能丢掉工作。在农村，民众不依赖政府工作，政策就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来推行。
人们被殴打。有时房屋被拆毁或纵火。曾家附近的一堵墙上写着：“违反政策，家破人亡。”
计划生育干部会定期检查，即便是最偏远的村庄，有时还是邻居举报的。
如果发现女人生了孩子后又怀孕，就会被强制堕胎。
德米克写道，这些方法“粗陋、常常是野蛮的”，“医生有时会引产，然后在胎儿脚露出来之前，向头颅注射甲醛杀死婴儿。”
尽管中国人，尤其是农村社区的人，普遍希望有更多孩子，但他们没有力量对抗当局。那些试图暗中抗拒的人遭到无情打击。
这些做法非常普遍，以至于成了被接受的常态。但当政府官员开始从违反政策的家庭里直接带走婴儿时，反抗开始出现。
其他家庭也开始举报和芳芳相似的情况。计划生育干部强行带走孩子，拒绝透露任何下落。
德米克写道，2005年官员们在带走一个男孩时误判了形势。这个男孩住在镇上，上学，不像其他受害家庭那样贫穷。学校提出了投诉，还得到了当地官员的支持。29天后，男孩被送回了家。
听说这个案例后，其他家庭也受到鼓舞，开始动员起来反抗。这些就是德米克2009年报道失踪儿童故事时最早接触到的家庭。
“好心人”贩卖儿童
与此同时，开始有消息传出，说中国孤儿院里存在儿童贩卖现象。那些“救助”婴儿的“好心人”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钱。
德米克写道：“孤儿院为了争抢婴儿相互竞争。”
中国婴儿在国际收养市场上需求很大，这成了一个利润丰厚的生意。湖南一个孤儿院的院长后来向警方交代，他们2001年开始为外国人收养婴儿提供服务，每个孩子收取3000美元的“捐款”。
德米克写道，有些孩子确实需要家庭，但这种付款“实际上成了悬赏，激励了大规模绑架女婴和幼童的浪潮”。
逐渐，人们发现，很多被计划生育干部带走的孩子，就是这批被国外家庭收养的中国婴儿和幼童，他们的养父母为此支付了大笔费用，并向孤儿院捐款。
后来揭露出，孤儿院经常伪造婴儿被遗弃的地点和情况。
到德米克2009年发表报道时，近10万名婴儿已被送出中国，其中一半以上去了美国。到2024年中国结束国际收养项目时，全球总数会达到16万。
德米克关于被拐婴儿的报道，加上中国国内外其他报道，震惊了国际收养圈以及世界各地收养中国儿童的父母。
在此之前，中国被视为国际收养中最“道德”的选择。德米克说，对于那些开始担心自己收养的孩子可能是被拐卖来的父母来说，这一发现令人恐惧。
其中一个母亲是来自德克萨斯的玛莎。她和丈夫阿尔分别在1999年和2002年收养了两个中国女孩：维多利亚和以斯帖。通过与其他收养中国儿童家庭的联系，德米克认识了玛莎，并意识到以斯帖可能就是失踪的双胞胎芳芳。
她的判断是对的。不过，这个故事远未结束，这也解释了德米克为什么有足够的材料写成一本书。
记者如同执着的侦探
《竹林中的女儿》是一部执着报道的见证。德米克作为研究者、采访者，甚至侦探的能力，为这本书增添了分量和可信度。
她以细腻的态度处理了困难的主题，对中国的曾家人和美国的养母玛莎都充满同理心。
她承认他们面临的挑战，也认可他们对孩子的付出。
她对双胞胎姐妹双姐和以斯帖的描写敏感而克制。克制是一种有力的写作工具，德米克在这里运用得很好。
芭芭拉·德米克为《洛杉矶时报》记录了这对双胞胎年轻时的相遇。
这是双胞胎姐妹在中国曾家门外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所有人都下了车，两个人并肩站在一起，面对摄影师。没有人拥抱，没有人说话。
我想象她们就像第一次见面的包办婚姻中的新郎新娘，愿意为摄影师摆姿势，却还无法开口交谈。
德米克带着作为美国记者的视角和局限进入这个故事，但她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去倾听并讲述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中国人的声音。
同时，她也质疑西方关于收养的家长式观念，反驳很多人所说的“被西方人收养的中国孩子是幸运的，在别处注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的观点。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直到2015年才正式废止。德米克总结说，在35年里，这一政策造成了几乎难以想象的破坏：摧毁了婚姻，导致无数儿童死亡和父母自杀，还让中国的人口预计在下个世纪持续减少。
这个政策无孔不入，几乎让所有人成为受害者、施害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在这一时期被送出中国的数十万儿童身上，独生子女政策的遗产依然存在。德米克写道，他们是收养国的公民，但血缘将他们系在另一个他们难以理解的家庭和国家。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夹缝里。
在将《竹林中的女儿》献给全世界的中国被收养者时，德米克说，她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理解自己来自哪里，以及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