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作者西村博之的分析指出，全球失衡需要解决，但要采取谨慎的战略，而不是笨手笨脚的特朗普关税。
特朗普政府因对众多国家征收“对等”关税而被十几个州起诉，为一场引人注目的辩论拉开了序幕。起诉方寻求阻止关税实施。他们在上个月向纽约国际贸易法院提交的诉讼中表示，只有国会才有权征收关税，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属于非法。
白宫则坚称，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有权为应对严重和持续的贸易逆差而征收关税，特朗普政府将这种贸易逆差称为国家紧急状态。
争论的焦点在于，贸易失衡是否真的会造成特朗普说的那么大伤害。
这场辩论，将对美元作为关键国际货币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最初，市场上许多人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提振美元。理由是，为购买进口商品而出售美元的行为将减少，同时由于不确定性上升和通胀导致利率上升，将刺激投资者购买美元。
但这种预期已被削弱。有观点认为，这些基本动态被市场对特朗普政策带来的混乱所导致的不信任所抵消。
不过，也有一些因素值得仔细分析，特别是美元的全球流通，这正是其作为关键货币地位的基础。
与特朗普的说法相反，主流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有害。还有一些人甚至将其视为美国经济实力的体现。
这是因为由于贸易逆差导致的资金流出，最终大多会回流美国，这些资金被投资于国债、股票和公司债券。
资本流入和贸易逆差——更具体地说，是包括股息和利息支付在内的经常账户赤字——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流入美国的资本弥补了巨大的贸易失衡。
美国吸引大量资本，是因为被视为一个稳定、高增长的投资目标。全球对美元计价资产的强劲需求，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吸引力。
巨额的贸易逆差在维持美元全球分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换句话说，贸易逆差、资本流入和美元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
目前有大量讨论聚焦于关税对商品的影响。但如果资金的基本流通机制崩溃，后果将波及完全不同的层面。
市场已经察觉到这种潜在风险，并处于防御状态。
有猜测认为，政府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切断支撑贸易逆差的资本流入。这一令人不安的假设，源于现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撰写的一篇论文。
米兰认为，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强势地位是美国制造业衰退的根源。他提出，包括对像中央银行这类持有美国国债的机构征收使用费，迫使他们出售这些资产。
当然，即便特朗普政府真有意如此，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也不会轻易消失。美元已经渗透到国际金融的每个角落，尚无可替代的货币。
不过，近年来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
一个象征性的现象是，美国国债的期限溢价——被普遍认为是终极安全资产——已升至十年半以来的最高点。投资者意识到持有长期国债的风险上升，要求获得更高的补偿。
米兰以及其他专注于美元地位弊端的人，忽视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享有的“过度特权”。这一术语最早由法国财政部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
其中一项重要好处是，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预计将长期收益率压低约100个基点。这让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借到资金，推动消费、增长、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预算模型估算，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在未来十年内减少约7万亿美元的美国进口，相应地资本流入也会下降。融资成本将上升，外国投资者购买国债的减少需由国内资金填补。
美国家庭将资金用于更高效投资的比例会下降，长期GDP将减少6%，工资下降5%。即使某些制造业行业因美元疲软而受益，但整体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
美元强势是否真的导致了美国制造业衰退，也值得怀疑。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包括经济复杂度、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以及教育水平无法匹配的现实。
特朗普对制造业衰退表示遗憾，但若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可以说美元的强势，推动了经济资源向高附加值的新兴行业转移。
不过，以美国贸易逆差为代表的全球失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应被忽视。
1984年，著名投资者索罗斯曾警告，美元的“帝国循环”可能崩溃。这个循环依靠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支撑。他说：“当资本流入不再超过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时，美元将贬值，帝国循环将被颠覆。”
为应对不断膨胀的贸易逆差以及随之而来的失衡，主要经济体于1985年通过“广场协议”联手压低美元汇率，但其影响也波及日本和其他地区。
2000年代中期，后来成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也曾对这一失衡发出警告。他强调，根源在于亚洲新兴国家和其他地区的过度储蓄。
这些新兴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存后，为了增强经济韧性，牺牲国内消费，推动出口、储蓄和外汇储备。
伯南克指出，这些资金最终流入美国，导致利率下降，股票和房价大涨，也埋下金融危机的伏笔。
如今，美国贸易逆差扩大至前所未有的规模，幕后资金流入是否会引发下一场危机？
伯南克表示，资金从成熟的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市场，是一种自然现象。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也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中，资金过度集中于美国是一个重大问题，他呼吁将资金分散流向全球南方等其他地区。
问题在于，是否可以通过谨慎的战略来实现这一或其他形式的调整。美元的作用过于重要，不能任由特朗普这种“先开枪再提问”的执政方式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