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安徽省一个矿坑深处，一辆矿车撞上了张坡，导致他受伤，这场事故终结了他短暂的煤矿工人生涯。自那以后，他一直靠位于安徽淮南的原单位发放的伤残津贴生活。
2024年，张坡再次被送进医院——这一次是精神病院。
6月，张坡因在原单位门口抗议，要求提高伤残津贴，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了22天。
“我在里面忍受了20多天的羞辱，没有电话，腰带和鞋带都被拿走了，”他在最近一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
张坡表示，他被强迫吃药，每天还要被捆在床上好几个小时。住院三周后，他又因“寻衅滋事”被判行政拘留八天。
在地方媒体报道后，张坡的故事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相关话题标签在微博上的浏览量接近4000万次。
“如果连法律都无法阻止被诊断为精神病，那普通人该如何证明自己正常？”一位评论者写道，“当权力可以随意定义谁疯谁不疯，所有人都会生活在随时被消失的恐惧中！”
张坡并非个案。中国在十多年前曾出台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精神卫生法，原本旨在消除这类滥用行为。
然而受害者和维权人士表示，强制送医的做法仍然普遍存在，而民间社会力量的削弱，让人们更难捍卫自己的权益。
张（Zhang Youmiao,）和张坡没有亲属关系，她“仍在努力消化”自己在2018年和2019年被强制送医的经历。
“我现在还是觉得天旋地转，”现年26岁的张说。
2018年，张是陕西省西安市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与父母同住，学习汽车维修。
多年来，张的家庭和邻居们一直在等待因城市改造而拆迁的数百户房屋的赔偿。
2018年8月，张参与了一场在省政府门前的小型抗议活动，之后被迅速逮捕，并被送进精神病院。
他的手脚被捆绑在床上，每天被强制服药两次。
“我试图把药藏在牙齿和脸颊之间，事后再吐出来，”张回忆说。
张表示，警方曾以张的性别认同——他自我认定为非二元性别——可能构成精神疾病为由，说服了他的父母同意治疗。
中国2012年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允许当局在未经本人或其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将“滋事者”关进精神病院。只要一个人被认定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伤害风险，就可能被强制送医。
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法律条款。但在中国，很多人担心这一制度容易被滥用，因为几乎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
英国广播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批评中国共产党可能就会成为被诊断为精神疾病的理由。
专注于精神病和残障人士权益的律师黄雪涛表示，这项法律应当被改革，以防任何人被剥夺权利。
“‘被贴上精神病标签’的观念背后是这样一个意思：剥夺一个没有精神病的人公民权是不公正的，但如果他确实有精神病，那就可以接受。这种思维本身维系着精神病系统中的结构性陷阱。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就是帮凶。如果不彻底质疑这种观念，对人权的精神病滥用就注定会持续存在。”
张在被关押七天后获释，但后来又在未获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被再次强制送医15天。
医生们对他比较同情，其中一个甚至悄悄建议他可以申请外国政治庇护。
“那是我从没听说过的事情，”张说。“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具有政治性，我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利。”
中国法律规定，强制送医必须有明确的精神疾病诊断。但张表示，在他两次住院期间都没有收到正式诊断。他没有留下当时的住院记录，但提供了其他文件证明部分经历。
张从未正式投诉过自己的遭遇，“我害怕，我担心再次被关进精神病院或坐牢。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觉得问题也许出在我身上。”
2023年，张离开中国，目前正在申请海外庇护。
还有人试图向中国司法系统追责。自2013年精神卫生法生效至2024年，超过100人试图就强制送医问题起诉医院、警方或地方政府，但胜诉者寥寥。
2024年，深圳律师曾媛因与当地警方发生争执后，被强制送医四天，她随后起诉了本地公安局。她曾在派出所砸碎一个牌子，以发泄对警方未协助她联系失联父亲及处理她因工作而遭受网络骚扰的愤怒。
尽管深圳市卫健委认定，她的病历和行为“不足以支持严重精神障碍的诊断”，曾远仍然败诉。
曾媛自己代理了这场官司。
“如果你直接指控政府违法，几乎不可能在商业领域找到愿意代理的律师，”她说。
黄雪涛所在的非政府组织“平等与公正倡议”曾经为公民权利案件提供法律援助，资金多来自海外捐助。
但由于针对海外资金的法律收紧，“我们承办此类案件的能力受到了严重影响”，黄说。
部分受害者转而向公众发声。张坡将自己的经历告诉媒体后，当地市政府表示将展开调查。曾媛则在微信上发布关于自己经历的博文，但这些文章很快就会被审查删除。不过她仍对公众舆论抱有希望。
“也许未来某一天，法院能推翻判决，”曾媛说，“既然我经历过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不能指出他们的错误？我不需要把愤怒咽下去，我不需要保持沉默。”
